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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文学批评，以圣-伯夫（Charles A. Sainte-Beuve）为代表，非常注重对作者生平以及成长环境的关注。普鲁斯特（Marcel Proust）则反对这一批评方法，他在《驳圣-伯夫》 （Contre Sainte-Beuve）中说，“一本书是另一个‘我’的产物，不是我们平日习惯中、在社会里和我们的陋习中表现出来的产物。”从某种角度来看，普鲁斯特的论证比较符合雷内·马格利特（René Magritte）本人和他作品的关系。

如果一定要讲述马格利特的一生，你会看到一幅平淡无奇的素描：一个比利时人，一生只有一个妻子，养了一条狗，戴一个西瓜帽，抽一根烟斗——一个20世纪小资产阶级的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。

比利时是一个有些超现实的国家。在这个成立至今不到200年的国家里，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、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区文化的居民彼此不屑，横眉冷对。但是，马格利特并不把自己的超现实画面和比利时相联系。他虽出生于南部法语区Hainaut省的Lessines小镇，并在工业重镇Charleroi度过了漫长的青年时期，但他并不是地区主义者，也不愿意代表比利时。他曾说到，“L’art n’a pas plus être wallon que végétarien”（如果说我的艺术带有瓦隆地区特色，那我的艺术肯定还带有素食主义者的特色）。

如果说比利时给马格利特留下了什么，首先就是法语口音，这点让人很诧异。France Culture的节目《Une vie，Une oeuvre: Magritte》播放了他、他妻子、他身边人的录音。（Apollinaire那一集也有Apollinaire本人的声音，太神奇了）马格利特说法语竟然带很重的弗拉芒口音，且有些别扭，不像是瓦隆人；同比他妻子的法语就非常流利、自然。其次，比利时不是法国，即使当时的布鲁塞尔拼尽全力想要模仿巴黎，它依然做不到这一点。即使他曾在巴黎生活了三年，但他终究还是不属于那个喧闹、繁华的大都市，大都市对他这个比利时人也并不感冒。

和同时期的毕加索（Pablo Picasso）相比，他的情史也要逊色很多。15岁那年，马格利特邀请当时不到13岁的Georgette出来约会。他们看过电影，也一起到Carrousel-salon里玩。Carrousel-salon是现在已经消失的一种娱乐方式：小男生和小女生在坐过一圈旋转木马后，伴着手风琴的音乐，在场地里手牵着手绕圆散步。所以，Georgette并不是马格利特的童年玩伴，而是“情窦初开”时期的初恋女友。然而此时马格利特前往布鲁塞尔求学，两人失去联系。随后，Georgette的母亲去世，父亲再娶，她和她的姐姐Léotine不堪忍受，搬至布鲁塞尔。随后她在大广场附近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在冥冥之中的缘分指引之下，1920年Georgette在植物园（现已成为文化中心）散步时和马格利特不期而遇，1922年两人完婚。

Georgette et René Magritte, 1920

据说马格利特在伦敦旅行时有过一次出轨，当时Georgette气到要与他离婚。但是相信这个故事的人并不多，大家都觉得，这可能是马格利特的想象，或者是他在“装酷”。这对夫妇的感情自不必说。不论何时，我们总能从马格利特画中看出妻子的影子；而她则一直称呼他为“mon mari”（我的丈夫）。夫妻俩在巴黎的时候，有一次要赶去参加超现实主义的小组聚会。在出租车上，保罗·艾吕雅（Paul Eluard）看到Georgette戴着一个金十字架的项链，他就告诉她最好把项链藏起来，不然安德烈·布勒东（André Breton）一准要生气。布勒东是超现实主义的“教皇 ”，巴黎超现实小组的头头，听起来就是得罪不起（其实马格利特和他在很多方面意见不合，经常写信吵架）。但是Georgette坚持这是母亲留给她的遗物，马格利特也决定既然如此，当晚干脆不参加聚会。不过第二天，夫妇俩还是戴着项链参加了聚会，这次聚会上有教皇本人、达利（Salvador Dali）、米罗(J·Miro)、恩斯特（Max Ernest）等。

Georgette，1937

确实，在其他超现实画家都取得惊人成功的时候，这个比利时人好像还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。一方面是因为他绘画依然采用传统油画技巧，画面以真实为主，鲜有“流动的时间”这样的抽象象征画面，自然不能惊动世人。另一方面雷内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，他有时候很焦躁，有时候又很傲慢。有一次朋友邀请他前往荷兰看弗兰斯·哈尔斯（Franz Hals）的展览，他以他家的小狗不想看为由，在朋友和妻子看展的时候，牵着狗在咖啡馆喝荷兰蛋黄酒（Advokaat）。还有一次国王希望邀请他参加派对并收藏他的画，他也在最后一秒说自己服饰不符合场合，便拒绝出席。他去埃及看金字塔，最后也只是说“不过尔尔。”（Je m’en doutais que c’était ainsi.）

1927年-1930年，马格利特前往巴黎。他并没有选择在文人聚集的咖啡馆附近生活，而是将住址选在了郊区。这个选择可能由于他是暂住亲戚的房子（这个原因是在马格利特博物馆看到的，但是没有文字材料说明这一点，有可能是我记错了）；也有可能是因为雷内真的不擅长社交，而且出身卑微，来自比利时乡下，非常害怕融入不了巴黎这座城市。

最关键的是，即使身处最前卫的画派，他似乎也不愿摘下“平庸”这个西瓜圆帽。他的爱情不像他的好朋友保罗·艾吕雅那样炽热，他沉浸在婚姻生活中：一个妻子，一只非常漂亮的小狗露露Loulou。他会去市场买菜，跟别人讨论面粉的价格；他也喜欢去咖啡馆Le Greenwich下象棋，但是棋艺不精，他不但输给了象棋高手曼.雷（Man Ray），赢不了马塞尔·杜尚（Marcel Duchamp），甚至两次输给了一个15岁的路人小朋友。他还很懒，有时候画了手稿就不想再画油画了，或者给自己画一个西瓜圆帽，就一直让画中的自己带着愚蠢的瓜帽，尽管生活中的他基本不带这样的帽子。巧妙的是，只要照相，他一定又会带上这个“帽子”。

  Man in a Bowler Hat, 1964

在超现实主义的舞台，每个人都浓墨重彩，带着“夜店妆”出镜。不难理解，在达达“砸碎一切”的口号下孕育而生的超现实主义，从特里斯唐·查拉(Tristan Tzara)在伏尔泰咖啡馆大喊大叫、形如抽搐开始，就带有了很强的舞台性、戏剧性。教皇本人更是践行生活本身的奇幻性，和精神分裂患者娜嘉Nadja恋爱，最后还写出一本传奇《娜嘉》。

所以，也许一个17世纪的画家可以像马格利特这样生活，但20世纪是疯狂、狂热、热病的时代，循规蹈矩就是自寻死路。更何况，他给自己塑造的这个“小资产阶级”形象，正是当时很多人所痛恨、不屑的。不仅如此，马格利特也做过很多令人“不齿”的事情。在30年代到50年代，出于生计考虑，他画了很多“les travaux imbéciles pour la publicité ”（语出马格利特博物馆宣传册）——平庸的商业广告；出于社会主义信仰，为共产党绘画。同时，他好像也不是一个很“坚定”的人，在中年时也经历过一段摇摆不定的艰难时光（ période vache）：他有些在Jean Dubuffet的art brut（原生艺术）和皮埃尔·奥古斯特·雷诺阿(Pierre-Auguste Renoir)的印象派中摇摆，当然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风格。

但是，这位瓜帽大师离金钱、名利、追捧都远远的。他只希望画作的价钱能让他活下来即可。他也无意于塑造什么形象，一旦人们认为他如何如何，他也无意纠正。因为归根结底，形象、话语、画面等等一切表象，都不会是事情的本身，只有仔细观察才能揭开这层画皮。所以他不屑于展示自己的生活，不屑于让自己的生活也充满了“超现实主义”。正如普鲁斯特所说，要想了解他就看他的作品，为什么一定要关注他的生活呢？当看到别人被骗，他只是觉得好笑，或者刻意再骗一下别人，让别人以为看到了“他”。

他也反对战争，反对人性中冷酷无情的一面。他是这样解释自己对共产党的偏爱的，“Je ne suis pas un ‘militant ’ ，Je ne me sens armé ni par la compétence ni par l’énergie pour la lutte politique . Je tiens cependant à ce que tu dises que je suis, que je reste pour‘le socilasime’ , c’est-à-dire, un système qui ferait disparaître les inégalités de fortune, les contraintes, les guerres. Sous quelle forme ? Je ne sais, mais c’est de côté-là que je me situe, malgré les échecs et les déceptions. ”（我不是党派的追随者，我也不会因为自身能力或活力就参与到政治斗争中。但是我确实是拥护“社会主义”的，我拥护的只是一个消除财富不平等、反对战争的体制，我不知道这个体制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，但我只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而已…）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也不是共产主义者，他只是被社会主义中的一些观念吸引，并认为这些观念是符合自身的社会期望的。如果他是纪德，他也去了一趟苏联，想必他的共产主义美梦就会被立马打碎；更何况，共产主义在20世纪是以法西斯主义的反面出现的，画家被它套牢也是事出有因。

Le Plaisir  1927 （快活）

其实，马格利特应该是更“无政府主义”（anarchiste）的。倒也不是不相信政府，只是确信政府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意义，世界不会因此而变好。如果说他至此为止表现出一个普通人的现实人生，那他和妻子还是做了一件“露出马尾”的事情：他们选择不要孩子。既然不相信世界会变好，要孩子有什么用处？

更何况，相比较超现实主义者，他更愿意自己像保尔·瓦雷里（Paul Valéry），沉浸在思考之中。这位业余的哲学家是那样狡猾，他想，既然画面本身就是一个陷阱，他作为画家，就在画面这个陷阱上套上自己的陷阱，用陷阱把陷阱捉起来，供人参观。所以，在看马格利特的画的时候，你要经常反思，你在第一个陷阱里，还是第二个陷阱里？无论在哪个陷阱，你看到的现实，其实是被放大的“超现实”；你以为的“超现实”，也许只是平庸的现实作秀罢了。

La chambre d'écoute, 1958 （ ‘听’的房间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SANCY